乙未年早春时节,68具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由韩国回归故里的消息,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而在去年甲午清明举行的国家公祭仪式上,最让人震撼和感动的,莫过于在沈阳志愿军烈士陵园举行的志愿军烈士遗骸安放仪式。437具长眠异国的“无定枯骨”,首次从他们当年血溅沙场的韩国土地上启程,魂兮,归来!
中外舆论公认,自甲午清明起步的遗骸回归,是“本世纪以来国际社会最大规模的一次移交工程”,也是中国“遗骸外交”里程碑式的突破,称之为“国家礼仪”恰如其分。
时隔一个甲子,一场感天地、泣鬼神、慰来人的国家礼仪终于姗姗来迟,靠的是什么?首先一条,靠的是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中日益崛起的中国实力,靠的是凭借中国实力而改写的国际政治大格局,靠的是由中国实力所赋予的中国话语权在全球利益博弈中的再提升。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有可能作为朝鲜战争“交战的具体一方”,跨越西方社会所谓的“法理地位”,突破仅限于“朝军与联合国军”进行业务交涉的禁律,正式坐到谈判桌前,与韩国进行外交磋商。
据报道,朝鲜战争战殁者遗骸的挖掘工作起步于2000年,由韩国陆军本部主管。从2007年开始,改由韩国国防部直辖,挖掘进入“快车道”。2009年以来,每年挖掘的遗骸都在1000具左右。截至2014年清明,挖掘总数为8744具。即便如此,据估计,仍有多达13万具阵亡者遗骸尚待挖掘。
然而,这还只是“遗骸外交”基础工作的一个方面,因为这些已被挖掘和尚待挖掘的遗骸,并非全都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其中还包括朝鲜人民军、韩军、美军,以及当年参战的十几国“联合国军”的阵亡者,区别其国别、身份,乃至姓甚名谁,恐怕是一项更为艰苦细致的基础工作。毋庸讳言,真要做到对遗骸的精确鉴识、逐一对位,在时隔60年后恐怕非常困难,甚至不太可能。但,即便再困难,张冠李戴之类的糊涂事也总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为此,韩国专门成立了遗骸发掘鉴识团,并得到了美国夏威夷遗骸鉴定中心的支持,力求科学、准确地善利其事。
行文及此,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便顺理成章地凸显出来,那就是所有参战国的档案工作都将同时面临一次严肃的历史考量。尤其中国,作为派遣军队人数最多、承受压力和牺牲最大的主战国,能否拿出一份参战将士的准确名单,以及更为详尽的其他历史记录,对于准确鉴识阵亡遗骸的身份将善莫大焉。
完整采访过此次“遗骸外交”的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泠一,曾撰文称赞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档案工作:“在各地入朝参战的志愿军英名行列中,上海准确报出了1634位烈士以及参战人员18680位等精确到个位的数字。”其中,上海徐汇中学1949届校友胡聿章烈士的家庭背景、人生履历,以及牺牲时的一些细节,都得以从档案中还原再现。
让许多人都不曾想到的是,平素默默无闻的档案工作,关键一刻金声玉振。智者常道,档案工作乃百年、甚至千年大计,临渴掘井为时晚矣,需要一代又一代档案人恪尽职守、持之以恒地传承下去,以十二万分的耐心和素养,善待那些乍看之下百无一用的片纸只字,才可能使之在未来某一个不可预期的历史节点上,焕发出无可替代的夺目光彩。自甲午清明启动的志愿军遗骸回归,成为每年最重要的国家公祭之一,支撑这一礼仪的重要基础固然绝非档案这一项,但是,谁又能说其中不包含档案界无数前辈所付出的平凡而卓越的劳动呢?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5年4月10日总第2745期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