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我刚到中央秘书处时，在材料科资料组工作，任务是管理党内刊物，还参加了翻印《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书的部分校对工作。

1952年领导派我去中国人民大学学习，通过学习较系统地掌握了档案业务理论知识，为后来做好工作打下了基础。毕业后回到秘书处，先是参加整理抗日战争时期的档案，接着负责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档案和七大前党中央召开的历史问题座谈会档案的整理。经过整理这些档案，提高了业务能力，熟悉了档案的内容。之后，我一直负责保管这些档案，直到1961年。

1955—1958年，参加整理1946—1949年党中央的档案。1954年党中央决定文电合一，中办机要室将所管1949前的电报移交给秘书处，我参加了接收清点工作。原来这些电报是将来往电分开整理编目的，不便查找需要重新整理。1955年我参加了制定这些档案的整理方案，并参加整理工作。我们十来个人用了三年多时间，把长期分离的数万件来往电报，查找归并存放在一起，按年分类整理成三千多卷。这次整理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利用查找十分方便。经过这几年的工作，使我熟悉了这些档案的内容和党的这段历史，对这个时期党中央、中央军委、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兵团的组织机构、编制建制及其主要领导人的姓名有了清楚的了解。此后，就负责上述档案和我1957年从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接收来的档案材料的保管和利用工作。1960年前，根据领导的批示，我为党中央、中央军委及所属部门，各省、市工作需要和编写党史、军战史提供档案数万件。

1959年党中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央档案馆为此提供了大量的档案资料，我从始至终参加了这项工作。我还参加了一些文稿的校对、鉴别、核实、考订等工作。如编委会为核实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一文中敌军的统计数字，花了很长时间，查阅大量资料，临近出版仍没有找到这些统计数字的根据，非常着急。我翻阅了大量档案，终于从周总理办公室接收来的档案中，查到当年周恩来同志亲笔统计的这些数字，解决了这个难题，我也十分高兴。

为了熟悉毛主席的革命活动，我从档案中摘记了一些记载毛主席革命活动的资料卡片。这些小小的卡片，给后来的工作带来方便，发挥了预想不到的作用。如给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选用的文电做注释时，编委会很需要党中央和毛主席撤出延安以后，转战陕北期间驻地的资料，我摘记的卡片，给注释工作提供了准确的参考资料。这件事使我初步认识到保管工作要同研究工作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档案的作用。

中央档案中有大量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同志的手稿，这是极其珍贵的档案历史文献。1960年馆领导决定将毛泽东、刘少奇手稿集中管理，指定我专门负责此项工作。1961年领导曾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如何做好手稿管理工作。副馆长裴桐提出全面收集毛泽东、刘少奇著作，熟悉研究、汇编材料、整理编目、保护原稿、编制参考工具，保证查找利用工作顺利进行。根据领导决定，我将1949年以前分散的毛泽东、刘少奇的手稿集中。为了缩微照相和珍藏保管，我将上万页手稿小心翼翼地展平厘正。为毛泽东、刘少奇的每件手稿拟写了标题，编制了目录，做到有规可循、有目可查。这项基础工作花了很长时间，用了很大精力，使我熟悉了手稿内容，同时熟悉了毛泽东的书体及其演变过程，为日后考证、鉴定毛泽东手稿积累了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馆领导决定设立毛泽东手稿保管科，任命我为科长。此时毛泽东手稿数量增多亟待整理，为此1979年8月我起草了《关于毛泽东手稿保管范围的意见》，1980年5月我拟订出《毛泽东手稿整理方案》，经馆领导批准实施。

中央档案馆是20世纪50年代所建，夏天库房温湿度太高，不利于毛泽东手稿保存，1981年7月我向馆领导建议为库房安装空调，经上报得到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特批专项经费安装了空调，在当时条件下使毛泽东手稿保管条件得到很大改善。

为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13)、《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毛泽东文集》(1—8)、《毛泽东军事文集》(1—6)、《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毛泽东文艺论集》、《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中、下)、《毛泽东诗词》和编撰《毛泽东年谱》(1949年前3卷;1949年后6卷)、《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下)，我和有关同志提供了大量文献资料。还为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展览提供了许多文献资料。

为周恩来总理作《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报告》提供档案文献。1960年7月上旬，周总理派秘书孙岳到档案馆来查找资料，由馆长曾三、副馆长裴桐接待，中共中央档案保管部主任吴善昌，科长孙劼之、黄英夫，保管员潘合定、刘卓裕和我参加。孙岳说：总理要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要中央档案馆提供中共与共产国际、苏共的来往文电，总理指名要他的一个黑皮本。随后，我们分头查找总理所需文电，我很快将总理要的黑皮本找出。我们查出有关文电，装了满满一皮箱，裴桐前往北戴河送给总理。7月12日周总理与裴桐谈话，后来裴桐回忆说：我给周恩来同志送文件，“周恩来看后表示满意，说他要用的文件都找来了。……我听后感到我们的工作受到一次领导同志的检阅，成绩还算不错。”事后我们才知道，那是总理受中共中央常委委托，准备在中共中央于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内容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报告。可见，周总理非常重视档案的作用。总理这次报告(7月14—16日讲了三天)现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其中的一部分已编入《周恩来选集》(下)。

1961年春，裴桐传达了党中央编辑《刘少奇选集》的决定，要中央档案馆提供文稿。当时刘文稿，除1949午前保存下的手稿已集中(1950年后的尚未接收进馆)管理外，都分散在党中央历年的档案中与刘少奇工作过的机关档案中和发表在党内外的出版物上，很多文件都用化名。查找起来十分困难。在裴桐、吴善昌的主持下，中央部集中人力做这项工作。查出的文件、电报、书信、文章，裴桐、吴善昌阅选出重要的文稿推荐给编辑办公室。查到的全部文件由我负责编制了目录。参加查找文件的同志，对刘少奇同志的革命经历都不甚了解。为了工作的需要，领导要我将刘少奇的革命活动经历整理份资料供有关人员参考。我整理了一份《刘少奇同志略历》，介绍刘少奇的革命活动，经裴桐批示打印分发有关同志参考。当时还应《选集》编办的要求，经馆、部领导同意，我同刘卓裕合作，整理出一份《中共历次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及其他重要会议简况》的资料，打印提供编办并发本馆有关同志参考。我从始至终参加了当年为编辑《刘少奇选集》提供文稿的工作。通过这项工作，使我对刘少奇的文稿和他的革命活动有了较多的了解。其间，听一位知情者说：刘少奇在华中局工作时给罗生特(在新四军工作的奥地利泌尿科专家)写过一封信，介绍个人经历。我向领导报告了这个情况。几经周折，终于在准备销毁的文件堆里，找到了1942年春刘少奇应罗生特的请求，写的介绍个人经历的这封重要而珍贵的亲笔信手稿。“文革”中将已集中管理的刘少奇手稿又分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