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特里·库克的三面之缘

作者 黄霄羽 文/供图

2001年5月16日，本文作者与特里·库克先生(右)合影。

2014年5月12日，加拿大著名档案学家特里·库克因病逝世，享年67岁。库克先生对国际档案界的影响深远，他在档案宏观鉴定和西方档案学理论方面的造诣颇深，他的离去不仅是加拿大档案界的巨大损失，国际档案界也失去了一位重量级的“档案思想家”。本报特邀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库克先生主报告的翻译者、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副教授黄霄羽撰文回忆与库克先生交往的几个片段，以此缅怀这位档案界的良师益友。

（一）

2014年5月12日，我收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加拿大著名档案学家特里·库克因病逝世。闻听这一噩耗，我既震惊又难过。震惊是因为库克先生年未逾70岁；难过是因为国际档案界失去了一位重量级学者，我也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师长。随后我接到专业报刊编辑的约稿电话，因时间紧急，我无法全面评价库克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专业影响，只从自己与他结缘交往的角度写一篇小文，表达对他的哀思和怀念。

与库克先生的第一次结缘，是因1996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当时刚硕士毕业留校任教的我接受了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翻译十三大第三次全体会议的主报告，题为《自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初闻主报告的作者是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历史资源司档案整理处处长特里·库克，因不太了解，做了一番功课。库克先生生于1947年，1969年毕业于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获历史学学士；1970年毕业于加拿大卡尔顿大学获历史学硕士；1977年毕业于加拿大皇后大学获历史学博士。虽然是历史学教育背景，但他在1975年就进入加拿大公共档案馆工作，主要负责文件鉴定和处置工作。此外，他还于1978—1982年间担任加拿大历史学会刊物《历史论丛》的编辑；1981—1996年间担任加拿大档案工作者协会会刊《档案》的主编；1991起担任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会刊《美国档案工作者》的主编。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他的理论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他不仅专长于“宏观鉴定”研究，还对西方档案学理论发展史的研究颇有造诣。正因如此，他才会被国际档案理事会选为大会主报告的发言人。他的主报告运用历史梳理的纵向视角，系统介绍了西方档案学从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走过的进程，突出了一些在档案学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档案学代表人物、学说和观点，提出电子文件冲击下档案界需要面对“后保管时代的档案范例”，最终建立起适合21世纪的“新后保管秩序”。

库克的报告对十三大以及后来国际档案界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无需赘言。翻译报告于我而言是一项“痛并快乐着”的工作，报告的丰富内容和深厚理论功底让我对素未谋面的库克先生充满尊敬，我认真细致地翻译着每一个单词、每一段语句和每一条注释，力求让报告中的术语和观点都尽量精准地传递出作者的原意。我已记不清为翻译这篇报告与库克先生有过多少次的通信往来，只记得他在解答我翻译中疑惑时的耐心和谦虚。当十三大在北京召开时，我第一次见到库克先生，他满脸的大胡子、魁梧的身材和友善的微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惊讶于我的年轻、热情，鼓励我在档案学教育研究中不断努力。

（二）

与库克先生的第二次结缘，是2001年在加拿大国家档案馆与他进行专业交流。2001年，我正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是西方档案学理论的发展轨迹和规律。为切实了解北美档案学理论和实践的最新进展，我获得“加拿大专项研究”项目资助前往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渥太华、多伦多和温哥华，调研档案馆和档案教学研究机构，与档案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开展交流。位于渥太华的加拿大国家档案馆是我调研的重点机构。尽管我早已得知库克先生在十三大后已从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离职，创办了一家名为“克里欧”的档案咨询公司，为世界各地提供档案事务咨询，同年还被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聘为档案专业的客座教授。但让我惊喜的是，在国家档案馆调研期间，库克先生的原同事凯瑟琳·贝利告诉我，正在渥太华休假的库克希望来参加交流。我们三人度过了难忘的一个下午，在交流中我向库克汇报了博士论文的研究思路，他给了我诸多建议和文献线索。我们还探讨了中外档案界共同关心的很多问题。令我难忘的是凯瑟琳对库克先生的评价，她称赞库克是“档案思想家”。今天，这一评价已成为国际档案界的共识。

从加拿大回来后我接到库克先生发来的邮件，他给我提供了他的一系列论文，主要是有关宏观鉴定和后保管理论的成果。在他的帮助和建议下，我在博士论文中选择西方档案学的两大支柱理论——来源原则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梳理了两大理论的发展轨迹，而且从专业和哲学的高度提炼了支柱理论的发展规律——魂系历史主义。我的论文幸运地荣获了2004年度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这是档案学科的第一篇，也是当年唯一的获奖论文。除了要感谢在论文写作中给予我指导的冯惠玲、张辑哲和韩玉梅老师之外，我也要感谢库克先生给予我的建议和帮助，他的建议让我能更直接而客观地把握西方档案学的理论前沿。

（三）

与库克先生的第三次结缘，是2011年他到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为师生们作专题讲座间隙，我与他短暂的专业探讨。在库克先生曾经的职业身份中，除档案馆工作人员、档案专业兼职教师、档案刊物主编或编辑外，还有一种重要的角色——加拿大档案工作者协会会员。自1975年加入协会后，他为协会承担了多项工作：如1982—1984年间任职出版委员会，1991—1992年间任职电子文件委员会，1997—1998年组建了土著居民档案馆特别兴趣组。因所作的突出贡献，2009年，他当选为加拿大档案工作者协会资深会员。2011年6月，库克先生等受中国档案学会邀请，来到中国为我国档案同行作了“四个档案范式——1840年至2011年西方档案观念与战略的变化以及未来发展”专题讲座。随后，他受邀来到我院，为师生们作了关于“宏观鉴定”的专题讲座。尽管两场讲座各有侧重，但都反映出库克先生对西方档案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持续关注。特别是他从宏观角度归纳出的档案学理论的四个范式——证据、记忆、认同、社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证据和记忆分别揭示了档案的基本功能，认同强调了专业内部及社会对专业的价值认同，社区反映出档案共同体的密切关联。

在讲座休息期间，我与库克先生也进行了专业交流。我向他汇报了自己近年来的研究方向——档案商业化、社会化服务，他也结合档案事务咨询的实践经验为我提供研究线索。他还鼓励我坚持对两大支柱理论的深入研究，理性看待电子文件及信息技术对档案学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因为他的鼓励，我一直在积累材料，始终关注档案学支柱理论的新进展。在交流中我还向库克先生介绍了教学方法的新探索——档案新闻教学法，2009年起我开始在主讲课程中增加“档案新闻时事述评”环节，引导学生及时关注国内外档案界的最新动态。库克先生对我的做法给予肯定，虽然后来我们再没有当面交流的机会，但我还是想向库克先生汇报，这一教学创新不仅在校内得到学生好评，也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我在2013年第三次亚太地区档案教育国际研讨会上关于创新教学方法的发言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好评和关注，被2014年7月即将在美国召开的档案与教育研究人员联盟（AERI）2014年会选为会议发言。我相信，库克先生作为档案专业的教师，一定乐于见到同行在教学方法上的不断努力和创新。

除了与库克先生的三面之缘外，我与他还保持着不定期的邮件交流。他虽然不是我的导师，却从不吝于对我教学研究中的专业问题提供指导和建议，还在我职业发展中的关键阶段提供了指导和帮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2006年，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实施选派青年教师骨干去国外访学的资助项目，我本来要去库克先生任教的马尼托巴大学，我在邮件中表达了选他为导师的请求，可他拒绝了，还谦虚地表示“我们都是博士，你还写出了中国最优秀的博士论文，我不能担当你的导师”。他为我分析了北美若干高校档案专业的特色，建议我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访学并为我写了推荐信。后来我在同时提供访学邀请的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匹兹堡大学之间选择了前者，主要还是基于对库克先生的信任。巧合的是，我在UBC选择了特里·伊斯特伍德教授作为访学导师，两位同名“特里”的老师给我的教学研究提供了很多帮助。两位特里在档案鉴定和档案学理论上均有很高的造诣。

我之所以提及库克先生对我访学的帮助，是以此作为他热心帮助同行和后辈的一个典型例证。他对一个异国的同行尚且如此，可以想象，他对本国青年同行的关心、提携和帮助更会是不遗余力。据介绍，他生前最后一次公开演讲是2010年在加拿大档案工作者协会的闭幕式上发言。当年库克先生正式退休，根据大会主题“站在巨人的肩上：下一代档案工作者”，他在演讲中表达了对青年一代档案工作者的鼓励和期望。他表示，“要把档案工作的火炬传到并照亮下一代，今天在我们这一代将要逐渐退出专业舞台时，希望在这里把火炬传给你们，下一代将把我们的事业带向更辉煌的明天”。可见，库克作为加拿大档案界的领军人物，不仅希望档案工作能代代传承，而且将事业传承的使命寄望予青年一代档案工作者。

库克先生的去世是加拿大、北美乃至国际档案学界的重大损失，作为档案界的领军人物，他充满激情，富有思想，勤于研究，在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实践上均作出重大贡献。近期，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加拿大档案工作者协会、加拿大历史协会、加拿大皇家协会均在官网上发布了库克先生离世的新闻或消息，表达对他哀思和纪念。在其中，库克先生被评价为“档案界举足轻重的人物”“青年一代档案工作者的导师和国际公认的思想家”。这些赞誉表明，库克先生在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深厚造诣，在档案鉴定实践的卓越贡献，在青年一代档案同行的正确引领，已经得到国际档案界的一致认同。

愿天堂里的库克先生还能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档案事业！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4年6月27日 总第2627期 第三版）